苍颉造字，夜有鬼哭。文字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记得小时候外公曾经教育我不要用报纸擦屁股，说那样会得痔疮。小时候觉得那是因为报纸脏，长大后才明白非也，那是外公在教我要“敬惜字纸”。使人得痔疮的不是报纸上的油墨，而是报纸上那些文字的神奇力量。想想也是，如果一抹大便擦在大奸大恶之人的名字上倒也痛快，但是如果不小心擦在好人的名字上岂非罪大恶极？
对于世间的字纸尚且要珍惜，对记录佛学经典的文字更应恭敬礼拜供养。传说福建泉州有一狂妄之人曾将经书掷地，并用脚践踏，后得毒疮哀号数月而死。可见越伟大的文字，其力量也越大。
文字可以致病亦可治病。哪家小孩如果有夜啼的毛病，可书“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十三个大字，贴于路边电线杆上或人气较旺的BBS上，念的人多了，你家小孩夜啼的毛病也就好了。
道士给人治病，常常剑挑黄纸一张，上书符篆，一番手舞足蹈连带念念有词之后，将黄纸烧了溶于水中，让病人饮下，无论什么疑难杂症都会霍然而愈。符篆，在《辞海》中的解释是：道教认为可用来“驱使鬼神、祭祷和治病”等的“天上神的文字”。这“神的文字”不仅能治人病还能治天病，听说河堤溃决时将符篆投于决口处，可抵一个师的抗洪勇士。
对了，文字甚至可以杀人！我小时候曾经在县操场边上看到过宣判某人死刑的判决通告，白纸黑字，死刑犯的名字上面还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叉，现在想起那个红叉还觉得触目惊心。那个红叉广义上也是文字的一种。如果这时候文字还算是代表正义杀人，那么，在那个灰色的年代，一张大字报上的几行字就足以把一个人送进人间地狱，多少被冤枉的好人就此自杀！那个时候文字却是代表邪恶杀人。
清朝大兴文字狱时，有文人作诗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被冤枉是在诋毁清廷，于是被砍头。我想如果他把“清”字改成“轻”字，估计也就无性命之虞了。一个字就足以冤杀一个人，文字的力量真够大的！
文字是种奇妙的东西，通过文字的描述可以让你觉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记得大学时在课堂上偷看散文集《雅舍小品》，被梁实秋那种一本正经坐怀不乱的幽默搞得忍俊不禁，常常捂着嘴趴在课桌上偷笑，差点被同学当成神经病；曾经看金庸写的《袁崇焕评传》，看到袁督师写的“心苦后人知”的诗句，想到其为了国家利益不避嫌疑地去做明知会被怀疑的事情，只盼望自己的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想到其忠心耿耿却换来凌迟处死，如此壮士悲歌如此英雄寂寞,让我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记得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躺在床上看余秋雨的《千年一叹》，看完一节，突然感到口渴，出去倒水时兴奋得直搓双手，那是因为阅读的快乐和强烈的期待而导致的兴奋----不知道下一节余秋雨要带我到哪个国家去体验奇特的异域风情、体会精彩的文化感悟；有多少多愁善感的女生，曾经看琼瑶的小说看得涕泗滂沱；也听说过有性格刚烈的人，看了报纸上写的坏人作恶的报道，气得当场把桌子拍坏。我在想，如果原始部落的人看到单凭一大堆奇形怪状的如同鬼画符的东西就可以让一个人忽而咯咯咯地笑、忽而呜呜呜地哭、忽而兴奋得手舞足蹈、忽而气愤得暴跳如雷，那他一定觉得这些东西比他们部落里最厉害的巫师的法力还高。
和文字相近的是语言，或者可以说文字就是“凝固的语言”。相较于语言，文字的优势在于其精确的复现性。一行白纸黑字胜过口水滔滔的辩解。据云有夫妻将离异，妻戚曰：“你以前的山盟海誓都是骗我的吗？”，夫把胸膛拍得砰砰响：“我从来不说这样肉麻的话！”。妻翻出当年的情书，夫顿时无语。原来文字可以成为攻陷爱情的冲锋枪，也可以成为讨伐陈世美的照妖镜。
如果有人问：“谁比总统还大？”，答案不是他的母亲或是他的老婆，而是宪法，因为每个总统就职前必须宣誓效忠宪法。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时发表的演讲中说：“上帝决不会将幸福赐给那些把他所规定的程序和权利永恒弃之如粪土的国家。”，这里所讲的程序和权利就来自于宪法。宪法无疑是文字的一种，所以，文字的力量大于总统。我总觉得，刻在玄武岩上的汉莫拉比法典的那些冷静的契形文字要极大地优于刻在统治者脸上的阴晴不定的喜怒。文字的精确稳定、客观冷静可以给广大人民群众很大的安全感，听说过“伴君如伴虎”，没听说过“法治如虎治”。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依靠法律和规章作为管理手段，要比依靠所谓的“个人魅力”更民主更高效得多。几行确凿无疑的文字，只要能够确实的实施，必将比领导人虚情假意的笼络人心、声嘶力竭的龙颜大怒更有效也更省力。
除了中文英文阿拉伯文等等是文字外，数学符号化学符号物理符号等等也是一种文字。一种思想，如果通过文字久远传播，它可能会成为经典；如果通过语言久远传播，它只能成为谣言或者妖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刚面世的时候，据说全世界没有几个人懂，幸好那时有文字可以精确记载他的理论，后人经过不断的学习与验证终于证明爱因斯坦是对的。如果爱因斯坦诞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他鼓唇摇舌唾沫四溅向人宣传他的理论，说什么如果你跑得很快，你的时间就比别人的时间过得慢，你看到的东西就比别人看到的小，大家不会觉得这纯粹是疯人疯语吗？如果偶尔有几个人信了他的理论，再向别人鼓吹，经过几番添油加醋，也就离妖言不远了。
人类文明通过文字得到更迅速准确的传播和传承。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化连绵未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的文字并沿用至今。现代的中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看懂几千年前的汉字文章，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古文明所不敢想象的。人类的历史，就是文字的历史。文字出现前的历史不叫历史，叫“史前”；文字出现前的文化不叫文化，叫“神话”。历史事件如果没有形诸于文字，而是在嘴巴和耳朵间传播，它就会慢慢衍变成神话，如“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如“史前洪水，诺亚方舟”等等。
我想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99%以上是离不开文字的帮助的。治病救人，药方是医生的文字；建设高楼，图纸是工程师的文字；主持正义，法典是律师的文字；弘扬艺术，乐谱是音乐家的文字；我不能想象，没有文字，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还能取得什么成果，因为任何一个可靠稳定的科学数据，它必定是文字。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都离不开计算机，特别是一些高精尖行业，比如导弹发射、卫星上天，就更离不开计算机的帮助了，而计算机程序也是一种文字。没有文字，嫦娥奔月只能是神话，有了文字，嫦娥奔月可以成为现实。
直接刻画和重现人的复杂思想，是文字独有的高超本领，也是文字的主要目的。就像如果不是借助上面这些文字，就算你天天看着我，拿照相机照我，拿录影机录我，连我下巴有多少根胡须都看清楚了，你却永远都不会知道在我脑中竟然藏着这么多关于文字的力量的思考。说实话，在这些文字出现前，我自己也不是知道得很确切。
说了一大堆关于文字的神奇和伟大，最后我却想说，文字的力量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神奇和伟大的是隐藏在所有这些文字背后的“人的思想”，正如真正撬起地球的不是那根杠杆，而是杠杆另一端的阿基米德。创建于16:29
文字的力量有多大？
一、失传的古文字（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等）最初是怎样被破译的？怎样确认译文的正确性？
那我就讲讲古代突厥文碑铭的解读吧，反正也没人说过。以下资料大部分取自耿世民老先生著作，我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古代突厥文是我国北方建立的突厥汗国（552-745年）和回鹘/回纥汗国（745-840年）使用的文字。因为古代突厥文的外形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Rune）文相似，所以有些学者称之为古代突厥如尼文，也因为这种文字刻成的碑铭主要是在蒙古鄂尔浑（Orkhon）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鄂尔浑突厥文（OrkhonTurkicScript)
文字就是下图所示，你们感受一下（毗伽可汗碑片段）
我国汉文记载，6世纪左右突厥人已有文字。如《周书·突厥传》中说：“其书字类胡”《北齐·斛律羌传》中一段记载也表明当时突厥人似已使用文字：“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此事发生在公元574—576年突厥佗钵可汗在位时）
不过后来这种文字逐渐失传，消失在历史记载之中。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字，其结构怎样，直到19世纪末期人们都无从知晓。
实际上在欧洲，荷兰人魏津在他1692年所著的《北部和东部鞑靼利亚》中最早提到西伯利亚有刻着神秘文字的刻石。在18至19世纪，不少人研究和试图解读这种“谜”一样的文字。同时在此期间关于是什么民族留下这种文字的碑铭的问题，不同学者提出了各种猜想：如古代匈奴人、古代芬兰人、古代突厥人、古代蒙古人等。
1889年俄国考古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组织的以雅德林采夫（N.M.Yadrintsev）为首的蒙古考察队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Koshotsaidam）湖畔发现了轰动全世界学术界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
阙特勤碑
毗伽可汗碑在土耳其安卡拉的复制品
在新发现的考古文物的基础上，俄国拉德罗夫（W.Radlov）和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木森（V.Thomsen）二人同时在积极从事碑文文字的解读工作。
1893年12月15日汤木森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他成功解读古代突厥文的经过。“谜”终于被解开。这些碑文既不属于匈奴人，更不属于古代芬兰人，而是属于曾经建立强大突厥汗国的古代突厥人。语言是古代突厥语。内容是记述突厥可汗或其王子、大臣的生平事迹和武功。
在汤木森解读这种文字之前，人们已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的汉文部分中知道碑铭是属于突厥汗国，语言应为突厥语。
Vilhelm-Thomsen
汤姆森的解读
首先汤木森根据这种文字的符号多达38个这一点，认为它不是一般的音素文字（即字母文字），而是音节文字或者至少其中一部分在不同的条件下，同样的语音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其实古代突厥文是音素音节混合文字，既不是纯粹的音素文字也不是纯粹的音节文字）其次，汤氏根据突厥语元音和谐律这一特点，确定了表示8个原因的四个元音符号。
在解读辅音符号的音值方面，经过研究，汤氏发现这种文字的8个辅音，因和其拼写的原因不同（即前元音或后元音）二涌桥8对符号表示。这一发现对解读整个文字系统起了决定性作用。
之后，汤木森根据汉文“阙特勤”的古音k'wát-te(k)-gin正确解读了kültigin“阙特勤”一名，然后又解读了təŋri"上天"一词。在该二词的基础上，他又解读了碑文中常见的türk“突厥”一词。到此，文字的解读工作已基本完成。
以上
附：古代突厥文字母表
二、文字的力量有多大？
眾人皆知，中華文化之所以綿延兩千多年，至今未衰，靠的是中文象形字的亙古傳衍，而歷史上因文字的消失而使文化消失最顯著的就是「象雄文」的消失導致了「象雄文明」的消泯。由於「象雄文」的泯滅，原始苯教並沒有任何經典留存下來，而後來的「雍仲苯教」經典又都是「印密」傳入以後，以立基於梵文的藏文所注釋編撰，所以深受佛教教義的影響，並不能找到所有有關「雍仲苯教」的答案。
這個就是「文字」的厲害。一般來說，「文字的呈現」是映象，而「文字的了解」卻是印象。同理，「卦爻的呈現」是映象，而「卦爻的了解」卻是印象。「映象」與「印象」雖然皆為「象」，但是「映象」是圖影，是物理性的，是一個「存在性」的產物，誘導一個既存的認知者將已經認知的概念投射在一個已經存在的物件上，所以充滿了主觀上的偏見。「印象」則是精神性，或心理性的，卻只能藉著既有的物件來顯現，甚至只能藉用「映象」為「印象」或以「映象」為理念，來表達一個不受任何「映象」干擾或浸蝕的赤裸裸的「印象」或一個沒有任何外緣或附加物遮掩的原始物質。兩者的相互影響其實就是一個「創生與終成」的造作，因為「印象」只能是記憶深處的某一個「映象」，而如果這樣一個「概念映象」不能在記憶裏有所積累，則不可能成其為「印象」，而只能是一個與己無關的「映象」。這個理論的探索其實在中國遠古的《易經》與《易傳》裏都有所涉獵，對吐蕃延續自「象雄文明」的「光明與黑暗」理論也能論證，但「象雄文明」整個從地球上消失的。
從很多「世界文化史」的教科書來看，其歸納出來的「世界各主要文化之起源及發展」並沒有包括上古時期的「象雄文明」，甚至在中古時代的中亞也沒有提及「雍仲苯教」的轉型，但歷史演變到今天，近代「藏傳佛教」在全世界的演進趨向，導致了一個「未來」將影響「過去」的印證。
換句話說，以現今的「藏傳佛教」對世界文化發展所引起的影響來看，那個一直被忽略、位於「印度文明」、「波斯文明」與「中國文明」之間的「象雄文明」必須釐清，鑑往知來；當然有些歷史學家將「藏傳佛教」的演變歸於「中國文化史」，但如此一來，立基於「印密」的「藏傳佛學」從一開始就偏頗了，所以在詮釋其發展與變遷也就被導引至「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政治結論裏。這對了解「象雄文明」的消失沒有幫助，對了解後來「藏傳佛教」派別的傾軋與鬥爭也沒有幫助，甚至對了解「藏傳佛教」的儀軌與修行次第更沒有幫助；庶幾乎可謂，唯有充分了解吐蕃發展為一個「言必稱印度」的傳統之前的歷史事件，才能整個釐清「象雄文明」的始末。
三、失传的古文字（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等）最初是怎样被破译的？怎样确认译文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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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种古文字的破解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这里给大家讲三个。
1）古埃及文字的破解
在讲述破解过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古埃及文字是长什么样的：
不知大家看了有什么感受？
觉得很漂亮是不是？觉得这些小人啊小鸟啊画得很生动是不是？
对于用惯了字母文字的欧洲学者来说，这种华丽丽的文字实在是太有个性了。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种象形文字，本质上是用一幅幅图画来传达信息。于是，他们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对古埃及文字做出了各种诠释。生活在公元500年左右的赫拉波罗（Horapollo）写了一本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作者在书中论述道，在埃及象形文字中，兔子符号的意思是“张开”，因为兔子的眼睛永远是张开的。秃鹫符号的意思是“母亲”，因为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
由此可见，古代欧洲人对于古埃及文字的理解基本上处于胡乱臆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就算你觉得别人是在胡乱猜测，也很难拿出有力的证据进行反驳。对方多半会翻翻白眼冲你来一句：“你行你上啊，不行就别哔哔。”
人们第一次真正看到破解古埃及文字的曙光，要一直等到1799年。
在这一年，法国军队在埃及的罗塞塔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刻了三段话。第一段文字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第二段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字，第三段是人类仍然在使用的希腊语。人们很快意识到，这三段文字的内容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一段宝贵的有双语对照的古埃及文字被发现了！
罗塞塔石碑现存大英帝国博物馆，是这个样子的：
罗塞塔石碑被发现后，人们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解充满了信心，各路学者唯恐自己的手不够快，被别人抢先发表破解成果。
但事实上……十几年过去后，各国学者们还是没能对罗塞塔上的古埃及文字说出个所以然。
所以说，就算有了双语对照的文本，破解古代文字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最后，破解者们终于在古埃及文字中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法老的名字。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没人看得懂古埃及文字，你怎么知道哪些字符是法老的名字？
在古埃及文字中，法老的名字都是写在一个特殊的椭圆形徽章中的。法国人根据这个椭圆形徽章的外形，将其命名为“Cartouche”，意为“弹壳”。下图是从一座埃及方尖碑上截取下来的文字，其中的椭圆形符号里写得都是法老的名字：
放大后看是这样的：
长话短说，通过比较双语对照文本中法老名字出现的位置，学者们就像玩连连看一样，逐渐掌握了一些法老名字在古埃及文字中的写法。这也是破解古埃及文字的第一步。
这个时候，最终破解古埃及文字的英雄，法国人尚博永（Jean-FrançoisChampollion）终于出场了。
这个时候的尚博永，还是认为古埃及文字是一种表意的象形文字，即每一个埃及字符均为一个独立的单词，表达一个单独的意思。这样说来，在罗塞塔石碑上，表示同样一段话所用的希腊文单词数与埃及文字字符数应该大致相等。然而，尚博永发现，486个希腊单词所对应的埃及字符竟然多达1419个。就算考虑到不同语言之间表达上的差异，他们之间也不应该有这样大的差距。
此时的尚博永虽然也没有立即放弃埃及文字是表意文字的想法，但也渐渐开始考虑埃及文字实际上是一种部分表音文字的可能性。尚博永找来了了托勒密（Ptolmes）和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这两个名字的埃及文字写法。由于起这两个名字的法老均为希腊人后裔，在古埃及文字中属于外国人的名字，所以尚博永推测这两个名字的古埃及文字中写法是用特定的符号将其读音拼出。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两个名字中有四个共同的字母：p、o、l和t，通过比较这两个名字应该可以马上推断出这四个字母所对应的埃及象形文字写法。
首先从Cleopatra名字来分析，根据Cleopatra这个名字的读音，第一个三角符号应该是k，不过这个字母在Ptolemy的名字中没有出现，无法得到验证。三角符号下面是一只狮子，那么这个狮子符号代表的应该是字母l的读音。同样的狮子符号也出现在了Ptolemy名字中的第四个字符上，这也与Ptolemy这个名字中l这个出现的位置相吻合。按照这个原则继续推断下去，第三和第四个符号的读音应该分别为e和o，其中第四个符号也同样出现在Ptolemy名字中的第三个位置上，又与这位法老名字中o的位置相吻合。接下来第五个符号就是Ptolemy名字中的第一个符号，毫无疑问，这个符号的读音为p。
尚博永通过这种方式确定，埃及历史上外来法老的名字都是用一种由特定埃及文字组成字母表拼写而成的。他所比较的两个名字中，所有的字母都得到了完全的吻合，只有t这个字母是个例外。在Ptolemy和Cleopatra这两个名字中，t是用两个不同的符号表示的。尚博永并没有被这个小小的瑕疵而吓到，而是简单的假定这两个符号都可以表示t的读音，就好像英语中c和k可以表示同一个读音（例如Coat和Junk）。
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尚博永又找来了一个还没被认出的法老名字：
根据之前得到的部分字母表，尚博永知道这个名字的拼写应该是：
Al_se_tr_
熟知埃及历史的尚博永立刻看出，这个名字的主人必然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希腊文为Aléxandros）。通过这个名字，尚博永又得到了字母表中三个新的字母，第三、第六和第九个字符的读音应该分别是k、n和s。
就这样，随着一个个法老的名字被尚博永解读出来，一张原本模糊的由埃及文字组成的字母表开始在他面前逐渐呈现出来。古埃及文字的破解工作到这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不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古埃及文字的破解仍然看不到什么希望。因为就算尚博永拿着这个字母表翻来覆去地研究，充其量也只是能在浩瀚的埃及文字中多辨认出几个外国法老的名字而已。
直到有一天，尚博永看到了下面这个名字：
第一个符号是太阳，尚博永并不知道它的读音。但他知道在科普特语（Coptic）中，太阳这个词读作“Ra”或者“Re”。而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发展的最终阶段，曾经在埃及被广泛使用。阿拉伯人在七世纪入侵埃及后，这种语言就开始慢慢消失，变成一种仅在科普特人教堂里使用的宗教语言。而对各种语言感兴趣的尚博永在小的时候碰巧就学会了科普特语（天时地利啊！）
假定太阳符号读作“Ra”后，从之前破译的字母表中尚博永知道最后两个符号应该表示“s”的读音。把这两个读音加在一起，这个法老的名字应该是：
Ra__ss或者Ra__ses
很明显，这是一个在古埃及历史中很出名的名字：拉美西斯（Rameses）。
虽然尚博永之前曾经用类似的方法辨认出了很多法老的名字，但这一位法老与之前被识别出的法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之前被辨认出来的名字都属于希腊或罗马统治时期的法老，而拉美西斯是来自于埃及本土的法老。
这就是说，埃及人并不是只有在书写外国人名字的时候才逼不得已用上了拼音的办法，就连本国法老的名字也是用象形文字拼出。也许，埃及象形文字并不是真正的“象形文字”，而是一种像法语、英语一样的表音文字。
1822年9月27日，在法兰西文学院（Académiedesinscriptionsetbelles-lettres）召开的会议上，尚博永向在场的学者们公开了自己的发现。
尚博永第一次提出，表音的拼写方式并不仅仅存在于罗马或者希腊统治时期的法老名字中，它同样也用于书写前罗马时期埃及本土法老的名字。这种表达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拼写法老的名字，而是被大量用于古埃及语的普通词汇中。
换言之，埃及象形文字是一种集表音（Phonetic）、表意（Ideogram）两种系统为一身的复杂书写系统。
表意的部分就像这样：
前三个字符的含义分别是牛、水和儿童。第四个字符描绘的是一张船帆，意为“风”或者“呼吸”。
如果埃及文字都是由像这样的图画式字符组成，那么它也就不需要被破解了。事实上，在埃及文字中这种直观的表意字符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剩下的部分就是困惑了欧洲学者们二十多年的表音字符。下面的表中就是埃及象形文字中的单辅音字母表：
认识到古埃及文字的这种表达原理，加上从法老名字中得到的字母表，再参考古埃及语的后裔科普特语中的词汇读音，古埃及文字就这样被成功破解。
2）线性文字B（LinearB）的破解
文特里斯（MichaelVentris）在1953年对线形文字B的破解是在没有任何双文对照的情况下完成的，靠的纯粹是严密的逻辑和推理，因而也被很多人认为是自尚博永破解古埃及文字以来所有古文字破解中最精彩的一个。
线形文字B的发现始于德国人谢里曼（HeinrichSchliemann）的发掘工作。长久以来，人们认为《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等情节只不过是神话传说。但谢里曼于1872年在土耳其出人意料地发现了特洛伊城的遗址，从而将荷马史诗由文学作品变成了历史。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人们在希腊的迈锡尼等地发现了大量的手工艺品，表明在希腊黑暗时代之前（GreekDarkAgesca.1100BC-800BC）这里还存在过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
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ArthurEvans）在克里特岛找到了该文明留下的文字记录。Evans根据这些文字形状上的差异，将它们分成了三类：原始的图画文字、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其中线形文字A与线形文字B中虽然有很多字符是相似的，但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书写系统。
线形文字B是这个样子的：
对于失传的古文字，我们可以根据对其了解的程度分为三类：1）用未知符号记录已知语言的文字；2）用已知符号记录未知语言的文字；3）用未知符号记录未知语言的文字。
显然，破解前两种文字的难度要小于第三种。比方说埃及文字就是一种用未知字符（埃及象形文字）记录一种已知语言（古埃及语）的文字。虽然古埃及语已经失传，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研究古埃及语现存的近亲语言来进行破解工作。在尚博永的破解工作中，他的科普特语就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而线形文字B在被发现的时候，属于第三类古文字，即用未知符号记录未知语言的文字。并且线形文字B也没有罗塞塔石碑这样的双语对照文本供学者研究。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文字看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被破解的。
但是美国女性考古学家科贝尔（AliceKober）就是在这种看似无处下手的情况下，对这种文字进行了精妙的分析，并得出了几个重要的结论。
下面的推理内容有些烧脑，建议大家在头脑清醒的时候阅读：
科贝尔发现，在线形文字B中有一些特定的字符组反复出现，每次出现时只有最末尾的一两个字符不同，而前面的部分则完全相同。她推断在这种语言中，词语会随着时态、主语人称的不同而对词尾进行改变，这些字符组中前面不变的部分就是词语的主干，而后面变化的部分则是不同的后缀。就好像英语中“Love”这个单词，第三人称单数时需要变形为“Loves”，而在表示过去式时变形为“Loved”。
下面是科贝尔整理出的两个单词的三种不同变形：
在此图中，科贝尔认为位于左侧一列的三组字符为同一个单词的三种不同变位形式。同理，右侧一列的三组字符为另一个单词的三种不同变位形式。
不过，形式1和形式2中的第三个字符似乎显得非常的突兀，它好像既不应该属于词干，又不应该属于词尾。如果它属于词干的一部分，那么在形式3中不应该消失，因为一个词的词干是不会变化的。如果它属于后缀的一部分，那么它与后面符号组成的后缀在每一个单词后面都应该是固定不变的，但到了单词2中却又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
科贝尔通过一个巧妙的假设解决了这个矛盾。科贝尔推测在线形文字B中，每一个字符都代表一个“辅音+元音”的音节。日语的平假名就是这样一种每个字符表达一个音节的书写系统。和直观的字母文字不同，在这种音节文字中，只要辅音和元音中改变一个，新的音节就会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字符表示，无法再看出两个字符其实共享了一个元音或者辅音。例如日语中的“か”表示“ka”这个音节，其中只要辅音或元音任意改变一个，就会需要写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字符，例如“さ（sa）”或者“け（ke）”。
假设我们现在发明了一种新的音节文字，Sadanu、Sadani和Sadu中出现过的几种音节分别用下面的符号来表示：
在线性文字B中碰到的模式在这里又一次出现了，形式1和形式2中的圆圈看起来既不属于词干，又不属于词尾的后缀。而正确的解释是，圆圈符号所代表的音节da中，辅音d属于词干，而元音a来自于后缀。当词干的最后一个字母d碰到后缀第一个字母a时，就组成了圆圈这个连接音节。
就这样，科贝尔根据这些推理出来的符号间的关系一步步建立起了一个包含10个字符的表格。在表格中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些符号共享了同一个元音，那一些共享了同一个辅音，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共享的是究竟是哪一个元音或者哪一个辅音。
如果科贝尔的工作继续下去，很有可能最终会破解这种文字，但可惜她于1950年因肺癌去世，而破解线形文字B的历史使命最终是由一位英国人完成的。
文特里斯（MichaelVentris）是一位英国建筑师，从小就着迷于各种古代文字。在科贝尔去世后，文特里斯使用科贝尔的方法进一步扩展了她的表格，得到了更多字符之间的关系：
表格上方的V1-V5代表的是不同的元音，左手边的C1-C15代表的是不同的辅音。这张表中的每一个字符都代表着一个音节，位于同一列的字符有着同样的元音，而位于同一行的字符有有着同样的辅音。如果还是不大明白，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日语中的五十音图，相信马上就明白了：
有了文特里斯这张表格，应该很容易能够破解这种文字了吧？当然不是。
因为虽然被填入表格的字符越来越多，但对于每一个字符究竟代表哪一个音节，还是没有人能够知道。得到这张表格，只是通向破解之路的第一步而已。好在文特里斯并没有在这里停下来，而是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了两个关键的结论：
第一，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认为在线形文字B中，所有的符号都是代表一个“辅音+元音”的音节。而文特里斯却认为，一定存在着只代表元音的符号，否则一些以元音开头的单词将无法表示。这些符号应该是可以被分辨出来的，因为它们只出现在词首。最终，文特里斯找到了绝大多数情况下出现在词首的两个符号，并认为这两个符号表示的只是某个元音，而非音节。
第二，文特里斯注意到有三个单词在已发现的线形文字B中不断出现：08-73-30-12、70-52-12和69-53-12（这些数字是学者们为方便交流，给线形文字B字符起的数字编号）。文特里斯猜测这三个词可能代表着三个地名——没有任何理由，纯粹是直觉。
文特里斯已经知道08这个字符代表的是某个元音，而唯一以元音开始的重要城市只有阿姆尼索斯（Amnisos），所以08-73-20-12所代表的音节有可能为a-mi-ni-so。在文特里斯的表格中，73和20这两个字符也确实是共享一个元音，这大大的鼓舞了文特里斯。知道了12所代表的音节为so，而根据表格中字符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地名中的70、52和12号字符应该有着相同的元音，文特里斯推断出第二个地名应该是ko-no-so（科诺索斯）。利用同样的方法，文特里斯又推理出第三个城市的名字为tu-li-so（图里索斯）。
有了这8个字符的读音，再加上它们与表格中其他字符之间的严密关系，其他字符的读音很快就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被一个个的标识出来。
根据字符的发音，文特里斯试着读出碑文中的单词和句子时，他惊讶的发现，线形文字B记录的语言竟然是……希腊语。
3）玛雅文字的破解
照例先上图：
不知道大家看了上面的图片有什么感想。与前面两种文字相比，玛雅文字是不是更加“不像是一种文字”？
线形文字B是由规律的、高度抽象的符号组成，这一点让人很容易接受它们是一种文字。埃及象形文字虽然看起来也像是一幅幅图画，但由于埃及紧邻欧洲大陆，欧洲人对于埃及的历史文化都十分了解，就算看不懂古埃及文字也不会怀疑它是一种文字系统。
而在美洲发现的玛雅文字就不同了。它看起来实在与世上其他的文字天差地别，图案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越了埃及文字，怎么看都更像是美术作品而不是文字系统。此外，数千年来美洲与欧洲被大西洋隔开，欧洲人对玛雅人的历史一无所知。玛雅人的社会怎样组成及运作，这个文明是否有自己的书写系统，都要被打上一个问号。
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总是会产生很多故事。在科幻小说中，经常有比地球文明先进得多的地外文明带着反重力飞船、激光武器突然造访地球，对地球文明发起毁灭性的打击。对于十六世纪的美洲大陆的玛雅文明来说，现实比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还要残酷。说着古怪的语言、带着马匹和火枪从天而降的西班牙人对于玛雅人来说，完全就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入侵者。只不过在科幻小说中，地球人往往能反败为胜，而在残酷的现实中，玛雅人却一败涂地。
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西班牙人虽然发现玛雅人拥有一种奇特的文字，但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异教徒的原始文字。主教兰达（DiegodeLanda）将这些异教徒的文字统统收集起来并付之一炬。在这场文化浩劫中，只有四本手抄本书籍幸存下来，它们要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才会被世人陆续重新发现。从1810年开始到19世纪中叶，这四本手抄本中的三本，德累斯顿手抄本、马德里手抄本和巴黎手抄本接连被人发现。格罗列尔抄本（GlolierCodex）则要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找到。
下面是德累斯顿手抄本中的一页，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前三份手抄本被发现的时间刚好就是埃及文字被尚博永破解的年代。受到这一鼓舞，研究者们对于玛雅文字的破解充满了信心。但由于残存于世的文件数量过于稀少，又缺少双语对照的文件，玛雅文字的破解工作进展一直非常缓慢。
人们对玛雅文字认识的第一步是从它的数字系统开始。拉菲内格（ConstantineRafinesque）注意到在玛雅文字中有很多圆点和横线组成的字符，而圆点的数量从来都不超过四个，因此每个圆点代表数字“一”，而横线代表“五”。数字“一”就用一个圆点表示，“二”就用两个圆点表示，“七”就写作两个原点加一条横线。零则用一片椭圆形的叶子来表示。
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使用十进制不同，玛雅人在计数时使用了二十进制。玛雅人写数字时由上至下，每一个数字所代表的数量取决于它所处的位置。位于最下面的一个数字处于个位，在这一位上，每一个圆点代表一。而个位上面的一个数字中，每一个圆点代表二十。依次类推，位置更靠上的数字中，每一个圆点分别代表四百和八千。
下面是玛雅文字中二十进制的数字示例，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除了计数系统之外，学者们对玛雅人所使用的历法系统也渐渐有所理解。弗斯特曼（ErnstWilhelmForstemann）通过对三本手抄本和主教兰达写的一本的《尤卡坦纪事》的反复研究，解读出了玛雅人所使用的历法系统。
玛雅人使用了几套复杂的历法来计时。在历法“Haab”中，一年有18个月，每个月有20天，另外再加上年底的5天，一年共有365天。而另一套历法“Tzolkin”中，一年只有13个月，总共有260天。这两套历法每52年重合一次，因此玛雅人认为每52年为一个轮回，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纪年方法中天干地支每60年一个轮回。
52年用来记录一个人的的生命已经差不多够用了，但如果要记录几千年之前的事情，玛雅人就会使用第三套被称为长纪年历（LongCount）的历法。在长纪年历中，玛雅人以神话中世界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天作为起点，每天叫做一个Kin，每二十天叫做一个Uinal，每十八个Uinal叫做一个Tun，每二十个Tun叫做一个K’atun，也就是7200天，每二十个K’atun叫做一个B’ak’tun，即144000天。
使用这套历法，任何一个日期都可以被写成由五个两位数组成的形式，例如：
13.0.0.4.5
上面的看起来有点像IP地址的这组数字表示的是自世界被创造之日起，过了13个B'ak'tun，0个K'atun，0个Tun，4个Uinal，5个Kin（即5天）之后的日子。
玛雅人的这套长纪年历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不以某个统治者的登基作为参照，而是以神话中世界的起点作为不变的参照物，精确的记录下历史上每一件事所发生的日期。不过，在清楚了玛雅人历法的规则之后，我们还需要确定这套历法的起点究竟是哪一天，否则就无法将玛雅人的历法转换为当今世界通用的格里高利历法。
通过对比《尤卡坦纪事》中所记录的同一件事所发生的玛雅日期以及公历日期，人们推算出玛雅长纪年历中的0.0.0.0.0相当于公历中的公元前3114年的8月11日。
根据玛雅人的长纪年历，我们今天生活在第14个B’ak’tun中。之前的第13个B’ak’tun已经在2012年的12月21日结束，这也就是所谓的2012世界末日的出处。通过这种方式将2012年12月21日与世界末日联系起来，是一件非常无厘头的事情。尽管无厘头，但这种说法偏偏就是很多人信，怎么解释都没用。（就好像那个著名的帖子里说的：“你前面写的这些我都看得懂，但是这只鸽子为什么他妈的这么大？”）
在发现了玛雅人的计数系统和历法后，人们面对玛雅文字系统这个真正的难题又一次束手无策了。人们所做的只能是尽量将所发现的玛雅文字进行整理和归类，试着在其中发现什么线索。在这一方面，英国人汤姆森（EricSidneyThompson）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玛雅文字中各种异体字进行整理归类并进行编号，并将这套编号系统变成了学术界研究玛雅文字的标准工具。
在埃及文字的破解过程中，众学者们曾经被埃及文字漂亮的图案所迷惑，没能及时地意识到这是一种部分表音的文字。玛雅文字的研究工作在埃及文字破解之后才展开，按说不应该重复这种已经犯过的错误。在《尤卡坦纪事》中甚至有一页给出了玛雅文字与西班牙字母之间的对应关系，被称为德兰达字母表（deLandaalphabet）：
这个字母表仿佛在暗示玛雅文字是一种字母文字。但是当学者们试着用上面的字母表去破解玛雅文字时，却无法得到任何有意义的结果。于是大家逐渐又开始倾向于认为玛雅文字是一种纯粹的表意文字。
玛雅学权威的汤姆森就是表意派的领袖，他拒绝接受一切玛雅人可能是表音文字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汤姆森的观点。玛雅文字中的表示“西方”的词由一只手和一个太阳图案组成。汤姆森认为，“手”的图案在玛雅文字表示“完成”或者“结束”，因此这个词应该被解读为“太阳结束的地方”，即“西方”。
就在汤姆森率领表意派统治学术界的时候，在世界的另一端，一位苏联人却对同样的玛雅文字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释。
这个苏联人的名字叫做科诺罗佐夫（JuriKnorozov）。科诺罗佐夫踏入玛雅学领域的过程比电影情节还富有戏剧性：他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在1945年攻入了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并在柏林图书馆中得到了一本包括了玛雅文字三份手抄本的书籍。返回苏联后科诺罗佐夫进入了大学学习并开始了对玛雅文字的研究。此时正值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科诺罗佐夫并不能像西方的学者经常交换观点，了解玛雅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不过，这也恰好使得他能够远离各种不正确的见解，从而独立的发展出自己的观点。
科诺罗佐夫认为，玛雅文字并非是百分之百的表意文字，而是一种表音和表意相结合的混合文字。对于玛雅文字中“西方”这个词，科诺罗佐夫给出了与表意派领袖汤姆森完全不同的解释。在现存的玛雅语中，“西方”这个词读作Chik’in，而对应的由手和太阳符号组成的玛雅文字中，位于上方的手读作chi，位于下方的太阳读作kin，组合起来就是刚好就是玛雅语中“西方”这个词的读音。在这里，手和太阳符号的出现都与其本意无关，而仅仅是借用他们的发音来拼出第三个词的发音。除此之外，科诺罗佐夫还举出了其他一系列的词语为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科诺罗佐夫也指出，德兰达字母表中所写下的西班牙语字母代表的每一个玛雅字符的近似发音（字母需要用西班牙语读出）。
科诺罗佐夫的成果在1952年发表后，汤姆森出于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偏见，对科诺罗佐夫的进行大肆攻击，国际上很多学者也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受他的观点。科诺罗佐夫虽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却暂时只能躲在冷战铁幕之后。
在同一时期，另外一个美国人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不过这一发现更多的是针对玛雅历史，而不是玛雅文字。美国女性学者塔提亚娜-普罗斯古利亚可夫（TatianaProskouriakoff）在PeidrasNegras的古玛雅遗址前发现了一系列的石碑。这些石碑可以分为七组，每一组石碑中的第一块都描述了相似的场景：一个神像坐在壁龛，他的下方是一条梯子，刻在石碑上的玛雅文字中包含了一系列的日期。
从这尊神像和刻在石碑上大量的日期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石碑上所刻的文字描述的都是天文或者宗教有关的内容，但塔提亚娜却在看似纷乱的石碑群中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规律。在每组石碑的第一块当中，有一个日期总是伴随着一个特定的玛雅文字出现，塔提亚娜将这个符号称之为“倒立青蛙”（UpendedFrog）。在这个与倒立青蛙符号相对应的日期之前，总是会出现另外一个特定的符号，塔提亚娜将其称之为“牙痛”（Toothache）。这位细心的女性学者发现，倒立青蛙与牙痛符号所对应的日期之间的距离总是在12年到31年之间，而每一组石碑所记录的时间长度都不会超过64年。
塔提亚娜提出了一个简洁而又合理的解释，在石碑中所出现的人物并不是神，而是登基的君主。石碑文字中牙痛符号所对应的日期为君主的出生日，而倒立青蛙符号所对应的日期为君主的登基日，也就是说这些石碑中所记录的君主分别是在12岁到31岁之间登位。每一组石碑记录的分别是一位君主的生平，所以其时间跨度从未超过64年。所以说这些石碑所记录的并非神话和天象，而是玛雅人自己的历史。
塔提亚娜对玛雅人历史的重新发现，以及科诺罗佐夫所提出的表音原则，极大的推动了玛雅文字的研究。如果说尚博永是是一个孤胆英雄式的破解者，那么玛雅文字的破解就是一个体现集体智慧破译过程。通过对现存玛雅语言的比较和研究，学者们得以抽丝剥茧般的逐渐解读出一个个玛雅文字的含义。目前，虽然对于个别字符的含义仍然存在着异议，但主流学术界认为现存于世的玛雅文字约有85%的内容可以被正确的解读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玛雅文字已经被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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